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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形成了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齐头并进的局面,已有深圳、上海、北京3个城市进入了正式碳交易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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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碳市场明年建成 四大难题亟待突破

2016-11-07 09:07出处:第一财经日报 [转载]责编:曹邯月

距离2017年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时间越来越近。一旦建成,中国碳市场将会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金融化和国际化的碳市场,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碳市场。

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启动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化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基础支撑能力。这是国务院上周五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方案》对“十三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展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明确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但据专家介绍,目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仍存在交易方式原始、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价格信号尚未清晰一致,以及各交易市场互相分割、制度设计差异较大等问题,碳交易的“春暖花开”尚待时日。

市场规模将达4000亿元

10月16日,在“第五届国际清洁能源论坛”上,国际清洁能源论坛常务副理事长袁国林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内地7个碳排放交易所每年碳交易额达到80亿元人民币,交易的二氧化碳每年达到20亿~30亿吨,“如果全国碳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市场前景广阔。”

11月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介绍,截至2015年底,7个试点碳市场已经全部启动,共纳入20余个行业、26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年排放配额总量约1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和深圳碳市场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已经完成了2次碳排放权履约;7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排放配额交易约67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交易额约为23亿元。

建设碳交易市场是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PM2.5的主要成分均主要来源于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烧。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可相应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10、PM2.5等大气污染物。

我国目前GDP在全世界占10%,但能耗占20%,碳排放占25%,减排压力巨大。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深圳、重庆、湖北7个省市列为碳排放权试点,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求2013年启动碳交易试点,2015年基本形成碳交易市场雏形。2013年6月,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正式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城市。2015年12月,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将在2017年全面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价格受履约期影响

对于中国碳市场的现状,据第一财经记者拿到的一份最新出炉的《中国碳金融市场研究》报告分析称,截至2016年6月30日,7个试点碳市场碳配额累计成交量为10983.42万吨,累计成交额为299448.43万元;共成交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超过6300万吨。

其中,配额累计成交量及成交额最高的是广东,分别为3361.64万吨和109441.4万元,占全国总量的31%与37%。

报告介绍,从全年分布来看,多数地区上半年交易呈逐月上升态势,在履约期达到高峰,而下半年交易则相对寡淡。

在价格方面,受履约期和控排企业冲刺履约行为的影响,各试点碳市场价格波动大多在履约期走高,之后滑落。其中,北京碳市场价格最为稳定,年度成交均价基本在50元/吨上下浮动。其他地区成交均价则波动较大,其中全国最高成交均价为深圳碳市场的122.97元/吨,最低交易均价为上海的4.21元/吨。

全国碳市场碳配额交易价格在过去3年期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市场总体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不过该报告认为,从带动力、需求度、风险度和发育度四个核心指标来看,推出碳期货、碳远期、碳债券及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的条件基本已经成熟。

报告预测,2017年后如果能够推出相关的碳金融交易工具,保守情景下交易规模能达到600亿~800亿元,中值4170亿~5560亿元;2020年后,保守情景下交易规模能达到1000亿~1200亿元,中值6950亿~8340亿元,乐观情景下为37500亿~45000亿元。

“目前,全国统一碳市场已进入启动前的‘冲刺阶段’。”第五届国际清洁能源论坛组委会副秘书长、香港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朱钰华对本报记者说。

“碳交易”活跃度不够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负外部性问题。要对负外部性进行校正,传统上主要依靠政府力量来实现:一是行政管制,即政府直接规定企业的排放量;二是统一征税,即政府对所有排放主体征收所谓的“庇古税”。

但实践过程中,两种方法都呈现出管制一刀切及税率欠缺弹性等局限,难以对企业减排产生适度且均衡的激励和约束。

而据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等发展起来的产权理论,如果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视为一种归属明确的权利,则可以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对这一权利进行交易,从而将社会的排放成本降为最低。

碳交易由此萌生。

我国碳交易试点开展以来,在企业层面,“碳交易”也逐渐从“新概念”变成可以实操和盈利的工具。

中节能绿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与绿色建筑相关的环保金融公司,2013年11月底,北京碳交易市场一开市,该公司就作为碳交易投资机构入市,截至2014年该公司已在碳市场进行了十余笔交易,最大一笔碳交易数额达到1000吨。北京华远意通供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北京最大的一家民营专业供暖运营企业,从2013年11月北京市碳交易正式启动至今,该公司已陆续拿出1000多吨配额上市交易。

不过,据本报记者观察,目前各碳交易市场实际成交量依然低于预期,活跃度不够,大多数被列在“自愿参与名单”中的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不高。

“每天几百吨的交易额远远达不到市场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蓝虹此前对媒体表示,加大碳交易市场活跃性,需要加强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只有各行业企业都参与进来,相互之间能耗技术、排放水平差异较大,才需要进行越来越多的交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认为,目前碳交易试点参与的企业主要是一些耗能大户,它们的节能技术、能耗标准相似,缺乏差异性,导致交易需求不旺。

在碳排放试点中,对现有企业开展初始排污权分配和出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于老企业的初始排污权分配和出让定价如何处理,争议相当大。”

该位专家举例,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如浙江,排污权出让价格高一些,但一些经济基础弱的省份为了对现有企业推行初始排污权分配和出让,定价相当低,如河南省对老企业的初始排污权分配和出让全部免费,湖南省仅为200多元每吨,河北省也采取就低不就高的方法。

“目前,国人对于碳排放交易认识还不足,碳排放交易的领域也不广泛,仅限于工业领域,还没有扩展到林业等领域。”袁国林说。

上述报告称,中国碳市场建设实际上面临着两大基础性任务:一是从零开始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机制,这也是七省市试点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二是在交易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方面逐步实现金融化,让ETS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碳价信号真正引导节能减排和低碳投资。

多个难题亟待突破

2014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组织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制度设计研究,研究全国碳市场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法,研究建立全国碳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同年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全国碳市场建设思路,还研究出台了24个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构建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直接报告体系、备案第三方核查机构和交易机构。

不过,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仍有四大难题亟待突破。

首先在碳交易市场方面,目前各碳交易市场相对独立,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其次因缺乏统一规范,各地碳交易市场在交易制度和规则设计方面差异较大,交易门槛和准入条件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对交易活跃度有一定影响,也不利于未来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三个难题是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自身价格调控机制尚不完善,可能导致价格大幅波动,市场投机行为的加剧,也将对有正常交易需求的企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第四个难题是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

目前各个碳交易试点交易机构的交易方式受政策限制,这导致交易频率及市场活跃度也受限。

《中国碳金融市场研究》报告也介绍,7个试点碳市场的交易仍然都以履约交易为主,常出现履约期临近时期量价齐涨,履约期过后交投清淡的市场潮汐现象。如何在非履约期激活市场,使交易活动在全年分布更均衡仍是碳市场建设的难点之一。

而且,目前绝大多数试点碳市场日常成交量都偏小,日成交量往往在万吨左右。虽然非履约期的交易日无成交的情况逐年减少,但日成交量只有数百吨的交易日也不少见。如此微弱的流动性不但难以吸引金融投资机构开展稳定活跃的交易,也加大了市场被操控的风险。

针对我国碳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已建议在碳配额分配方面坚持适度从紧原则,防止出现配额发放过松的情况,在免费分配基础上逐步引入拍卖等有偿分配方式。在基础供求关系方面,总体上应保证碳配额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低于求,使碳市场定价机制维持足够的张力。另外还建议各类碳金融交易应该在市场准入资格方面设置较高门槛。

碳交易落地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指的是用排污权手段减少主要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旨在利用市场竞争和价格杠杆机制引导企业进行减排,在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同时减少社会总治污成本和绿色技术创新。
主要污染物除了“十二五”规划中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四项外,有些省份会综合考虑省内污染物的影响程度,增加个别标的。
如表 1
所示,江苏增加了总磷、挥发性有机物、总氮三项指标;湖南增加了铅、镉、砷三项指标;山西增加了烟尘、工业粉尘两项指标;重庆增加了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三项指标;山东增加了烟尘一项指标;个别省市如天津、云南、吉林等则暂时采用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作为排污权交易指标,而氨氮和氮氧化物则随着排污权工作的推进而覆盖;湖北、内蒙古、陕西、河北等省份与国家主要污染物一致,没有新增指标。

     
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根据政策规定,有的省市将部分年排放二氧化碳在5000吨以上的企业纳入其中,其余企业可以自行申请加入碳排放配额发放。北京的规定则采取在北京行政区域内源于固定设施排放的,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与间接排放量之和大于1万吨的单位可以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第一,在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的交易指标中逐渐纳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指标,并且根据试点省市之间的其他污染物影响程度将其纳入范围。
由主要污染物对环境污染例如雾霾、酸雨的贡献值制定当量指标,从而使主要污染物交易指标之间可以通过一定的“汇率”进行转让交易,增强其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由于二氧化碳和主要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主要来源于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烧,所以主要污染物或者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都有利于另一方完成总量控制目标。
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之间同样也可以进行换算,只要二者之间交易的系数确定,主要污染物交易指标和温室气体交易指标之间就可以相互转换。
在指标跨区交易上,应该考虑地区的工业布局、减排成本、行业治污成本等因素确定试点省市之间交易的系数,确保试点省市之间交易的公平性。

     
据悉,当前各试点省市已根据国家下达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结合本省市宏观经济情况,设定了“碳排放配额总量目标”或“碳强度控制目标”。下一步,如何设定全国碳排放总量,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确定全国碳交易总量是当务之急。

排污权回购方式目前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种。
有偿回购是针对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的现实制定的机制,旨在以政府作为担保激励企业减排,企业通过减排,富余的排污权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或者申请排污权回购。
有偿回购价格考虑年限折旧,依据不盈利的原则制定,排污权回购价格一般不低于有偿使用价格或者交易基准价。
无偿回购的对象主要是排污单位无偿使用的富余排污权,除此之外,还包括破产、取缔或者迁出本区域的排污单位持有的排污权等。

     
在中国气候融资论坛上,中国银行[-0.35% 资金 研报]首席产品经理唐茂恒认为,虽然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支持,但是目前看,商业银行参与的仍然很少,主要还是国有大型银行做这方面的业务。“目前为止,低碳、特别是银监会绿色信贷仍然停留在社会责任上,商业银行在这些项目上的盈利性不够,没有好的商业模式,未来如果有合理的商业模式,银行参与的力度会比较大。”

数据来源:《“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文件。

     
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来源于建筑物排放。我国碳排放总量中,房地产、建筑行业的碳排放达到40%。作为我国碳排放“大户”,房地产、建筑行业的减排是我国全社会的节能减排工作首要的组成部分。

一、两种排污权交易之理论基础

     
为了推广碳交易市场的规则部署,北京制定了详细的交易流程,包括排放数据报告、第三方核查、配额分配、买卖交易和清算履约等交易,并在2008年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负责碳交易各环节事宜。

初始分配中的有偿使用价格、交易基准价、政府回购价基本构成了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价格体系现状。
有偿使用价格是企业初次从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购买排污权的价格。
有偿使用价格一般由省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市财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综合考虑行业平均治污成本、经济发展状况、资源稀缺程度等因素制定。
交易基准价是排污权配额再分配中的最低限制价格,是企业之间二级市场交易以及新、改、扩建项目中从二级市场获得配额的最低价格,有的试点也称之为政府指导价。
如表 2 所示,不同试点省市的交易基准价都不一样。
交易基准价是在有偿使用价的基础上确定的,一般不低于有偿使用价格。

     
所谓碳排放交易,是指政府将碳排放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并在一定的规则下向其分配年度碳排放配额,排放单位可以通过市场购入或售出其相对实际排放不足或多余的配额以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都是科斯产权理论,即在总量目标下通过产权的清晰界定赋予环境容量资源稀缺性及价值性,企业通过排污权交易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类似于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中的排放削减信用机制,实行的是配额差额交易,其虽然有总量目标、排污权配额交易等环节,但是企业在二级市场中所交易的配额是经政府所核定和认定且覆盖排污量后剩余的部分配额。
而且,在排放削减信用机制中只支持企业在泡泡内交易并不允许泡泡外交易,这与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不允许跨试点交易相似。
因此,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实际上只是在命令 -
控制型政策的基础上给予了企业一定的灵活性,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称之为“总量控制目标下的排放削减信用”。
碳排放权交易实行的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企业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所拥有的全部配额而且不需要政府的认定,只需在合规期内其配额能够覆盖排污量即可。
碳排放权交易在二级市场中支持跨期交易如“银行”存储政策、跨区交易以及允许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等参与交易。
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相比排放削减信用机制给予了企业更大的灵活性,更具市场激励性,增强了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的意愿和动机。

     
有专家指出,“全国碳交易市场”战略还需在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交易量分配方法、碳交易登记注册系统、温室气体报告核查制度、法律支持及配套政策等方面,加强国家层面碳排放交易的顶层设计。

数据来源:国家“十二五”文件以及各省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管理办法。

配套机制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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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3年度报告》时指出雾霾的天气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尽合理造成的。因此“减少排放”被视为应对雾霾的根本之道,各地针对严重污染天气的减排措施均将石化、钢铁、化工、焦化、水泥等行业列入控制名单。

内容提要
排污权交易在我国的应用分两步走,分别为主要污染物排污权和碳排放权。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在实践上分别选择了不同的模式,从而使得其运行环节如总量目标、初始分配、配额交易等相差甚远。
事实上,两者同根同源。
本文分别对两种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和现状作了具体阐述,描述了两者的不同特征,提出两种排污权交易应逐步融合建立统一的框架,最后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11月正式启动碳交易试点,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今年以来,7个碳交易试点城市中,已有深圳、上海、北京3个城市进入了正式碳交易阶段。

四、两种排污权交易之不同特征与问题分析

     
11月28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下属中节能绿碳公司便出资购买方兴地产[0.39%]有限公司旗下中化金茂物业公司每年1000吨碳排放指标。业内人士分析,此交易成为中国建筑[0.29% 资金 研报]业碳交易的第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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